2008年的汶川地震，成都军区某位军长，猛的从凳子上站了起来，厉声训斥一名手下：“胡闹，她都83岁了，怎么还可以到前线参加救援工作，快派人把她送回去！”
这位军长说的不是旁人，正是陈菊梅——一位在部队里德高望重、有着三十多年军龄的女军医。
说起陈菊梅，部队里上上下下没有不佩服的。她上世纪五十年代入伍，经历过战火硝烟的洗礼。当年在边境作战中，她冒着炮火在野战医院里连续工作几十个小时，从死神手里抢回无数年轻战士的生命。后来虽然退了休，可她那股子“军医的魂”从来没卸下来过。家里人都知道，只要国家有事，她准坐不住。
果然，地震发生那天晚上，陈菊梅守在电视机前，看着废墟下伸出的手、听着伤员撕心裂肺的哭喊，眼泪就没断过。她一把推开家人递来的热饭，声音沙哑却异常坚定：“我得去！我是军医，我的战场在那里！”
从成都到北川，一路颠簸，道路断裂，余震不断。她坐不了军车，就搭志愿者的货车；货车过不去，她就背着药箱徒步。山路崎岖，高原缺氧，她喘得厉害，可脚步一步没停。等她出现在北川县城中心医院的大厅时，在场的年轻医护人员都愣住了——眼前这位满头白发、浑身是土的老太太，竟然是从前的军医专家。
当时的北川，伤员如潮水般涌来，缺医少药，血库早已告急。陈菊梅顾不上歇口气，挽起袖子就冲进了临时搭起的帐篷手术室。她扫了一眼乱糟糟的场面，用沙哑却不容置疑的嗓音喊起来：“轻伤的往左排，重伤的往前送，党员和军人先跟我上！”几十号人瞬间有了主心骨，原本混乱的救治现场很快变得有条不紊。
很快，一个浑身是血的小男孩被抬了进来。他才10岁，在地震中失去了父母，右腿被砸成开放性骨折，骨头茬子戳出皮肉，失血过多，脸色惨白得像纸。护士急得直哭：“血库的O型血用完了，最近的补给要等四个小时！”陈菊梅二话没说，撸起袖子露出胳膊：“抽我的！我是O型血，身子骨硬着呢。”
她一边让护士抽血，一边蹲下来握住小男孩冰凉的手，轻声说：“孩子别怕，奶奶在这儿，奶奶的血热乎着呢，输给你就好了。”那一夜，她硬是撑着自己400毫升的热血，把孩子从鬼门关拽了回来。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陈菊梅简直像一部不知疲倦的机器。高原反应让她头疼欲裂，她含着丹参滴丸继续干活；脚底磨出血泡，她悄悄用针挑了裹上纱布接着走。最多的一天，她先后给三位重伤员献了血，加上连轴转的救治，身边的年轻医生都看不下去了，硬把她按在椅子上休息。可没歇十分钟，听到外面又有伤员送到，她噌地又站了起来。
在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，她亲手救治了三百多名伤员。很多时候，她一天就靠几块压缩饼干和半壶凉水顶着。有人劝她：“您都83了，别拿命拼啊！”她却摆摆手，笑着说：“我多撑一分钟，也许就能多活一个人，这买卖划算。”
军长后来亲自赶到北川视察救援情况。他站在一片废墟旁，远远看见一个瘦小的身影，正弯着腰从瓦砾堆里往外搬砖头。那动作迟缓却坚定，汗水混着灰尘，把花白的头发糊成一团。身边的参谋低声说：“首长，那就是陈菊梅，我们怎么劝她都不走。”
军长沉默了很久，眼眶慢慢红了，最后长叹一声：“这样的人，我拦不住，也不该拦。”他转身吩咐后勤：“给陈老配一顶结实点的帐篷，再送些热乎饭过去，她要是累倒了，我拿你们是问！”
救援工作转入重建阶段后，陈菊梅仍然没有离开。她说：“房子塌了可以再盖，但人心里头的伤，得慢慢缝。”她带着几个年轻医生，挨个帐篷做卫生防疫，教灾民怎么处理伤口、怎么消毒饮水。
此后十几年里，陈菊梅始终没有放下那份军医的担当。2009年甲型H1N1流感暴发，她正在外地疗养，一听消息立马赶回来，主动请缨到社区防控一线。那年她已经84岁，照样穿着白大褂在发热门诊值守，教大家怎么戴口罩、怎么洗手，嗓子喊哑了就写纸条。
2019年年底，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，九十多岁的陈菊梅又一次站了出来。家里人急得团团转，她却说：“我干了一辈子防疫，这时候缩在家里，我对不起身上这身军装。”她虽然没法再像年轻时那样冲进病房，但她每天戴着老花镜，用手机视频连线年轻医生，指导重症患者的救治方案，一聊就是两三个小时。
2022年初，这一轮疫情的势头终于渐渐平稳下来。那天傍晚，陈菊梅坐在北川自家的小院里，夕阳照在她满是皱纹的脸上，她望着远处青翠的山峦，忽然轻声对身旁的孙女说：“我真想再活20年啊，20年就够了。我想看看咱们的国家还能变多好，想再为老百姓多干点事。”孙女忍着泪握住她的手，笑着点点头。
几天后，陈菊梅在北川的家中安详地闭上了眼睛，走得很平静，就像她这一辈子的性格——不吵不闹，却把每一分力气都使在了最需要的地方。她没有留下什么值钱的遗产，只有那只磨得发白的医药箱，和箱子里一本密密麻麻记满救治心得的小本子。
人们后来整理她的遗物时，发现本子的扉页上写着一行工工整整的字：“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就得对得起‘军医’这两个字。”这句话，像极了她的为人——朴素、滚烫、直抵人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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